2013 年 03 月 20 日 by
昨天學妹分享的文章讓我感觸良久，「如果你年輕又有才華 千萬別留在台北」（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blog/article.php?id=3222&t=20130319061153）。
作者，黃齊元是知名的金融家，他對台北發展的「慢活」、「樂活」趨勢提出了自己的觀察，文中一句「一個到處在賣家庭製果醬、手工卡片和裝飾家具的世代，不可能產生能和三星競爭的公司」，訴說他的隱憂，也寫盡了作者對於國家競爭力流失的焦慮。
開放與自由化是作者提出的治本之道，文末，作者也期許，希望台灣有朝一日能夠成為東方的瑞士。
這篇文章寫的很簡單，但關心的事情卻很深遠，我作為一個學者，思考大家關心的事情就是我的工作，於是乎我決定針對這個問題來個「狀況三」的思考。（「狀況」的分類就跟國軍五級備戰體制一樣啦）。
首先，我需要找個思考點切入。
既然作者希望我們能夠成為東方的瑞士，我也希望我們能夠成為東方的瑞士，好，那就從瑞士開始。
瑞士是個小國，地處歐洲大陸樞紐，境內多山、多民族，法德奧義等國環繞四周，人口不到八百萬，2012年國民所得卻是92167美元（http://linchihmin.blogspot.tw/2013/01/2012_14.html），這成績全球僅次於挪威（98683美元）。更難得的是，稅率低，企業所得稅是21%，國內企業所得稅的中位數是17%，跨國企業則是19%(http://news.xinhuanet.com/food/2012-05/04/c_123076492_8.htm)。個人所得稅賦也很低（主要是以家庭為計算單位，分聯邦與州兩級，http://www.expatica.com/upload/CH_Bonfina_table1.png，若以年收入15萬瑞士法郎計算，則最低的稅率是5％於zug州，最高的則是17%在neuchatel州）。
民富而輕稅，這真是太爽了，錢賺這麼多，也要有命花啊，那瑞士的生活品質如何？對此，我想這就沒什麼好說了，請自己去看個風景月曆，從小到大，瑞士風景月曆永遠都是這麼漂亮。
由上述經濟指標與環境指標（月曆充代）來看，我想～若是台灣能夠成為東方瑞士，那大家一定都說：好。
那就要問個問題：「人家瑞士是怎麼成為西方的瑞士？」
先說瑞士的「富」吧，瑞士是怎麼富起來的？
瑞士有鐘錶產業、有金融產業、有製藥產業、有旅遊產業，產業型態豐富，創新能力良好，擁有高度的市場競爭能力，因為這樣所以人家有錢，但有趣的是，人家產業可都是自己茁壯起來，所有的研究資料都指出：瑞士沒有「產業政策」！
沒有產業政策？沒有產業政策作引導，沒有聰明的國家官員來下指標？然後經濟還可以發展的這樣好？
這太可怕了，這個事情背後意味著一個殘酷的事實，其他國家的政府可以解散了。
為什麼人家可以成功？
原因有四。
首先，基督新教的社會價值。在這個宗教觀中，人們要勤奮的工作來榮耀上帝，所以人應當要認真的工作，而工作要靠自己，工作不是政府創造的，想要充分就業？，那就要靠企業爭氣、要靠自己有出息。瑞士人為什麼會這樣想？那是因為瑞士人向來不期待有個偉大的政府，自然瑞士人也不希望國家搞出個龐大的官僚體制來管控人民，因為瑞士人的先祖不就是為了逃避政府惡政才來到這群山之中？所以瑞士人習慣靠自己。
其次，開放導向。瑞士人少，市場不夠大，又與歐洲諸大國接軌，故產業必須放眼於境外市場，這個作法讓瑞士產品擁有不錯的國際行銷與價值創新的能力。又因為外銷所以必須採取自由貿易，否則別人又怎麼會同意瑞士產品的輸入呢？開放加上自由貿易，那麼瑞士政府所要作的事情就簡單了，只要提供透明的法律、穩定的社會、實用的教育與具有誘因的投資環境等，換言之，瑞士政府就像是園丁，把花圃照顧好，至於花怎麼開？樹怎麼長？那是花和樹自己的事情（http://www.taiwanembassy.org/ch/ct.asp?xItem=205150&ctNode=1218&mp=156）！
再者，善於運用世界體系的中心位置。在Peter Katzenstein所寫的"Small States,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一書中，他對於這種歐洲小國對於經濟體系快速應變的作為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他指出：小國通常是經濟開放又脆弱，面對外在環境十分敏感，更重要的是往往必須要參與全球經濟體系的變動之中，為了與之相適應，因此其衍生出「依附性資本主義」的制度，這種依附跟第三世界的依附情形不同，因為歐洲小國是站在世界體系的核心（如德、法）旁邊來產生依附。而依附的形式主要是開放與出口，這也跟第三世界依賴進口或外資的情形不同，遂使得瑞士體系與歐洲緊密鑲嵌，創造出政治穩定與經濟成長的奇蹟。
最後，穩定的民主統合主義制度。對外，瑞士和德法兩國交好，對內，瑞士追求社會安全、政治穩定與高生產力的發展模式，那麼如何在內政中能夠達成政策目標？瑞士依賴的是民主式統合主義，邦聯政府和主要社會團體在政策上合作，政府會吸納社會團體的議題，而社會團體則運用政府力量來完成自身目標，進而創造了穩定社會的力量。
從歷史來看，瑞士一開始是個宗教氣氛濃厚的國家，但是在1968年學生示威後，社會開始除魅化，民意的走向降低了宗教對於世俗社會的影響，讓瑞士成為一個開放、穩定的社會體系，近年來雖然也出現右翼思潮，歐洲經濟危機對其也出現了衝擊（例如2013年3月3日的公投，瑞士人要求上市公司高階管理階層的薪資待遇需要經過股東審議，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7680），但瑞士過去成功的經驗仍值得我們學習。
順著瑞士的成長軌跡，我們來看看台灣。
首先，台灣雖然脫離了專制威權政體，但整個社會卻仍深陷於「家父長制」的心態，我們擁有自由，但卻不敢為行為負責；行為獨立，但精神卻仍十分幼稚。直到今天，我們沒有工作還會去問政府，那我的工作在哪裡？我們習慣靠別人，而「那個人」也習慣照顧我們，結果是所有的人好像都在準備公務員考試，大家都想吃國家的，因為皇糧好吃，那問題是，這樣下去誰來繳稅給政府呢（萬一想當公務員的人都進入公部門，我敢說，我們大概會創造一個人均公務員最多的指標記錄）。
其次，自我封閉的傾向。黃齊元眼中所看到的問題，必須要追溯自李登輝總統任內「戒急用忍」政策的執行，當時後冷戰的氣氛仍濃，但美台貿易談判的結果讓我們的中小企業嚐到苦果。為了生存，中小企業只好出走，對應著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開放，他們於是進駐南中國。那個時候，我們說台灣錢淹腳目，大家眼光不放在經濟成長，台灣的主流民意是期望政治能改革。也的確，我們全國都在玩政治，透過兩次政黨輪替，台灣政治是有所進步，但遺憾的是，台灣政治基礎並不穩定，著眼於政權保衛的施政模式又破壞了制度的公平性，領導者為了籠絡特定社會階層所提出的社會政策也傷害了民眾的積極性，最麻煩的是，立足於短線的利益操作更斷送了制度的公平與正義。簡而言之，我們是大破而未立。
再者，坐視世界體系改變的契機流逝。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在過去三十年的時間中，中國大陸這個世界體系的新中心快速的崛起，那～我們是要加入北京共識或是遠離中國市場體系？這對於台灣而言，擺明著是一個必須要認真考量的選擇，但，我們猶豫，我們想要加入，但又質疑中國不成熟的改革能否成功？另外一方面還擔心不穩定的中美關係會使台灣選錯邊，於是我們不斷的觀望，只敢小步邁進，不敢大步躍進，機會就這樣一點一點的流失。
這跟二戰之後的瑞士不同，那個時候的歐洲已經穩定下來，瑞士可以無後故之憂的發展依附性資本主義，但兩岸不是，我們只好不斷的觀望，不過老實說，這也沒辦法，有哪一家正常的企業會在三十年前敢把所有身家全部押在中國大陸？外部環境的錯綜複雜讓我們必須步步為營。
最後，無法形成共識的政治體制。我們的民主型態被鎖定在選舉政治，要勝選才能執政，所以動員能力高低決定了政黨或政治人物的命運。但解嚴後，政黨動員形式從組織轉向論述，以仇恨為基點的論述話語展現強大的動員能力，但這種論述所引發的民粹政治卻讓菁英卻步、智者靜默、專家旁觀。另外一方面，網路多中心的視野也讓權威被解構，我們開始從單一真相的社會進入多元真相的社會，但究竟一件事情的真相是什麼？糟糕，開始沒有人搞的清楚。後來啊，後來是大家選擇自己願意相信的部分去相信。結果呢，結果是大家開始指責對方所相信的真相是謊言，社會開始割裂。
在割裂的社會中，要怎麼才能勝選？最好是順應民意，順應民意才能掌握選票，那～民意是什麼？民意就是多數人民的聲音，但人多不一定代表真理啊，沒關係，人多聲音才會大，換言之，到最後是聲音夠大就好，人多不多沒關係，因為聲音大，你就可以讓人民只聽到一種說法，那就是：我對真相的說法！因為只有你的說法被聽到，所以大家就會跟著你的說法走，於是乎，你就是民意。
這讓我們遠離了民主的基本價值：尊重不同的聲音。
當政治體制受到種種束縛讓施政能力下滑，外部環境的快速變化卻增加了國家回應的壓力與難度。全球反恐與溫室效應，金融危機和主權衝突，SARS和口蹄疫，類似上述這些全新型態的問題無不需要快速回應，但擁有這種回應能力的政府卻被內政問題、執政焦慮而綑綁著，對於重大危機的回應，是我們檢定政府能力的時刻，只可惜成績總是難看。於是，我們只能一方面依賴社會力量來自力救濟，另外一方面期望聖王的早日出現，好來拯救我們（我們的政治改革，卻讓我們對政府絕望，轉而採取自力救濟的策略，民主發展到最後卻讓我們必須寄希望於領導人的英明，想來這還真是諷刺）。
久久之後，人民不再寄希望於廟堂（誰想去當官啊），對未來不抱希望，雖然不致全然悲觀，但面對無序的發展，我們可還真不知該如何是好。
於是乎，我們只能寄情於生活。
於是乎，許多生活美學「大師」、人間哲學「名嘴」，在飲食、在穿著、在閱讀，在品味，開始給予我們建議與指導。
於是乎，慢活台北、樂活台灣，一種慢慢來的生活方式開始成形，小清新、小確幸的生活氛圍被醞釀出來。
老實說，這種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下所醞釀出來的氣息還挺迷人的，特別是面對香港、大陸這種快速發展地區生活或工作的華人朋友們，我們這種慢火熬燉出來的小芬芳，人家還挺喜歡的。
只是，我們跟人家的不一樣，怎麼辦？我們跟過去那個效率台灣、彈性台灣、速度台灣的自己有點落差，怎麼辦？
這讓有些朋友開始緊張，黃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替我們緊張，台灣該怎麼辦？
但華爾街日報作家Jennifer Chen好像則沒那麼緊張，她還挺享受新台北的文化氛圍（http://blogs.wsj.com/scene/2013/03/14/in-taipei-life-in-the-slow-lane/）。
那，我們該不該緊張呢？嘿，人家可是說我們這樣搞下去，鐵定弄不出來能與韓國三星匹敵的企業呢？
只是，我在想，一國企業競爭力的來源，除了員工的工作態度、產品價值的提升能力、銷售的能力、整體政策與制度環境之外，一定也跟這個國家整體歷史選擇後所醞釀出來的文化有關吧，當我們在二十多年前做了「戒急用忍」的選擇，其實不就已經決定要「慢慢來」嗎？現在看起來，這個因果關係還蠻明顯的嘛。
那，會不會現在這個「慢」其實才是台灣內在韻律的基本節奏？當我們和全球接軌的「快」部門逐漸外移之後，留下來的便是這種「慢」，一種想要細膩一點、精緻一點的慢？這種慢慢來的生活步調會不會才是我們原來的底蘊？會不會將來所有在自己城市枯萎、衰竭的靈魂都會想要來台北重新感受生命？這會不會才是我們對於下一個世代的大華人圈所能提供的最好貢獻？（比方說：你看人家陳綺貞，2009年在大陸就辦了七場演唱會，光北京首都體育館那場就進來了2700名的歌迷，每張票最便宜280元人民幣，最貴則是1380元人民幣，你看看，這是不是很有貢獻的小清新啊！）
會不會我們所經歷的這一切事情，政府的弱化、權威的解構、方向的迷惘、蒼白的成長，到最後所醞釀出來的這種小確幸，反而會是我們未來這一個世代最重要的禮物？從這種「小」、「慢」兩字當中所孕育的新生活型態會是華人世界的最好禮物？我們會因為這種生活型態而發展出新的文化模式進而帶來又一次的成長？按照愛因斯坦的時間理論，未來的結局和故事的發展早就安排好等在那邊，只是現在的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怎麼辦才好？老實說，我還是不知道，但我想有個故事可以分享給大家。
Katzenstein在他的書中說了一個很棒的故事，他認為，歐洲小國的調整戰略可以透過蛇、青蛙和貓頭鷹的故事來說明。
由於害怕被蛇吃掉，所以青蛙向老鷹討教如何存活？
貓頭鷹簡單而肯定的回答：那就去學會飛翔！
但沒有一個歐洲小國可以像大國一樣的飛翔？所以看起來這好像是個無效的建議。
但青蛙沒有懷疑，就在一次又一次學習飛翔失敗的過程中，它學會了跳躍的能力，最後，這種跳躍的能力讓它得以生存。
小國亦復如此。
所以，為了生存，台灣要繼續學習飛翔，只要能讓我們生存下去、活得更好的主意都不妨一試，因為就算飛不起來，我們起碼也跳得更高了點，不是嗎？
奇怪，我不是要做政治上的清算嗎？怎麼寫到最後又變成這種軟趴趴的文章？果然是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薰陶下的結果，沒路用，只會寫這種小清新的文章，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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